作者：赵春丽（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总强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全过程人民，实现了过程和成果、程序和实质、直接和间接、人民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理论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诠释，也是对西式理论与实践的超越，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在问题的话语霸权。

　　一是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真正体现人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习总强调，在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权力。这不是简单的口号或承诺，而是切实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与实践之中，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的重要制度载体，从各个层面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人愿，并通过集中制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既保障了人民群众近期的、普遍的利益需求，保障了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为民众所共享，又保障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进而保障了人民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在人民内部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同时，全过程人民把的领域从拓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民生、生态环保、文艺文化事业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都有着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要求。

　　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与西方所谓自由“天赋”的抽象理论假设和道德想象，形成本质区别。比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号称自由典范的美国，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百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丧生。人民生命不存，如何当家作主？可以说，资本逻辑的主导使西方的自由制度徒具所谓“精巧”的制度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自由制度抽离了实质的人民当家作主，沦为简单的程序、选票，本质上是少数人的、大资本的。

　　二是过程上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超越西式“唤醒”与“休眠”交替的投票、形式，把的形式与实质真正统一起来。

　　全过程人民是能把的形式和实质真正统一起来的人类新形态，其注重程序和制度体系的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我国全过程人民是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包括选举、协商、社会、基层、公民等的全部要素，涵盖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过程的一切领域，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和成果、程序和实质、直接和间接、人民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以多样、畅通、有序的渠道，有效保证了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需要指出的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不仅指程序上和制度上的“全”，也指内容与途径上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覆盖，是在多重领域全面铺开，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们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均有相应的代表；的权利不单单体现为权利，也有经济、文化与社会权利；多种形式和途径并存，既有选举，也有多层次的协商，既有现实空间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有虚拟空间的网络群众路线，是一种全时空、全方位的，在纵向时间和空间中享有完整行使的权利。

　　因此，全过程人民超越了西方国家公民权利的间歇性悬置与“休眠”的弊端。在西方国家，公民权利的行使在时间上是间断的，在程序上是非连续性的，的环节是不完整的，只重视投票环节，而选举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有序参与则被忽略，也就是“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是形式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境下，人民的利益是否被表达、是否能实现则无关紧要，一切交给选举出来的议员、政客，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际上被“悬置”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已经无法有效影响政府决策，资本利益不断僭越民众意志，议员、政客的施政是否代表选民利益，选民无法有效监督和约束，议员、政客也不会因为决策失误而被问责。当然，西方也有监督和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监督往往是政党之间的互相攻讦和恶斗，与人民权利并无直接关系；西方也有约束机制，只是由于运行环节的缺失，这种约束只能等“四年一次”的投票才能“唤醒”和“重启”。

　　三是建设上建构“管用”的制度体系，克服西式实践中的“治理失效、国家失能”弊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建设的有机统一。

　　全过程人民是有效，不是“装饰品”，是“管用”的，是致善政的“治理型”、有活力的“效率型”、汇众智的“动力型”、可检验的“系统性”。中国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集中制，全过程人民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集中制。基于集中制而建构的人民制度是“管用”的制度体系，既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又保持了民众的公共理性，避免了西方的民粹主义陷阱、赤字；既实现了人民权利，又保持了国家理性、国家能力，保障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不会因为民粹主义而陷入国家发展的短视化陷阱。

　　“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即“制度是用来调节关系、建立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是抽象的价值观，我们将发展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有效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解决中国人民渴盼的问题。我们将的价值追求与的治理绩效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国经济蓬勃向上、社会充满活力的发展充分表明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效率的有效性、优越性。

　　全过程人民的实践超越了西方在实践上造成的民粹主义、国家治理失效与失能现象，追求和实践的是高品质制度绩效的。西方制度由于以获取选票为手段获得执政机会，政党与政客会提出各种漂亮的竞选口号来迎合选民喜好，容易造成“赤字”、债务危机等，国家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困境与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与政客的主要任务与精力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选举胜利，而很难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谋划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由于政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和民粹主义盛行，致使西方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寸步难行，并陷入“衰败”。近年来，赤字、民粹主义、社会撕裂等现象都昭示着西式已经深陷治理危机。

　　四是评价上确立由“人民评判”的唯物史观标准，超越西方国家由少数人评判并把“选举”和“执政”作为标尺的非科学性，实现对评价标准的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智库等垄断了评价的标准，设计了诸多复杂的“指数”来测评各国的化程度和自由度，“选举”和“执政”成为核心尺度。世界上究竟哪些国家是的，哪些国家是不的，往往是由这些学者与学术机构等少数群体来评判。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制度模式也因各国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不存在唯一的标准。“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不是一种定制品，不是一个模板，更不能由“私人定制”，归根到底，评判与否的标准在于人民的选择和判断，在于人民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权利。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体制、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总提出了八个“能否”的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国家制度是不是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2021年在中央全国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四个“要看”和“更要看”：一个国家不，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程序和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种评价标准的哲学基础在于唯物史观，是把人民看成历史主体，将人民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评价标准，从而真正实现对西方评价标准由少数人把持的重大突破。

　　【本文系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基础价值研究》(21LLMLB106)成果。】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